【文史】歌台深处热血沸

 

褚民谊阴险地笑道:“小胡子可以剃掉么,退出了可以回舞台么!”梅兰芳针锋相对地说:“我听说褚先生喜欢玩票,大花脸唱得挺好,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,不是比我强得多吗?”褚民谊自讨了没趣,只得悻悻地离去。

 

傲骨从来耐岁寒

 

“九·一八”之后,日军逼近山海关,北京危若累卵,人心惶惶,剧院停演。梅兰芳在好友冯耿光的催促下,决定暂时离京南迁。1932年春,梅兰芳带着夫人福芝芳等登上了从北平开往上海的火车。

 

梅兰芳来到上海后,暂时住在沧州饭店。他与叶恭绰、许伯明等朋友商议编演一出含有抗敌意义的新戏,不约而同想到了梁红玉的故事,并定戏名为《抗金兵》。随即组成了梅兰芳、叶恭绰、许姬传等五人的编剧小组,共同起草。经过三四个月时间的编、排,《抗金兵》在上海天蟾舞台推出。以前舞台上一般只演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一段,这次则加以扩充,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,突出了梁红玉不畏强敌、奋勇御敌的精神。梅兰芳饰梁红玉,林树森饰韩世忠,姜妙香饰周邦彦,金少山饰牛皋,萧长华饰朱贵,刘连荣饰金兀术,王少亭饰岳飞。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演出此剧,反响十分强烈,对当时民众的抗战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。

 

1932年的下半年,梅兰芳迁入马斯南路121号(今思南路87号)居住,1933年梅兰芳又编演了新戏《生死恨》,这个戏写北宋女子韩玉娘被金人掳去后配给男俘程鹏举,玉娘不惜牺牲自己,帮助鹏举逃回故国投军抗敌。后鹏举跟随宗泽立了战功,但夫妻相见时,玉娘已病入膏肓。这个戏到1936年2月26日才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,由梅兰芳、姜妙香、刘连荣等主演。先是连演五天,天天爆满,尽管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秀木等从中捣乱,或唆使日本浪人向台上扔燃烧弹,或是以社会局名义禁演,但梅兰芳不为所动,坚持演出,还移师南京大华戏院续演三天,在观众中激起了一股爱国抗敌的热浪。

 

1937年“七·七事变”后,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,抗日战争全面展开。“八·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。三个月后,上海失守,政府仓皇撤退到内地,伪政权在南京成立,黑暗弥漫着神州大地。

 

日本人和汉奸当然也不会放过梅兰芳,先是上海的特殊人物向梅兰芳间接地提出“某方”的要求,希望他能在电台上播一次音,紧接着又有人劝他演几场营业戏。梅兰芳都以不久要去香港和内地演出为由而加以回绝。为了避去这些骚扰,梅兰芳在老朋友马耿光、许源来的精心安排下,于1938年春携家眷、率剧团乘上海邮轮到达香港。春末演出结束,剧团返回大陆,梅兰芳决定全家人留居香港。在香港,梅兰芳深居简出,只与少数几位好友往还。他每天看报、作画、学习英语、集邮,有时关起门窗练功吊噪,或让许源来吹笛子唱几段昆曲。

 

1941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,很快香港也陷落了。就在日军侵占香港那一天,梅兰芳决定蓄起胡须,没几天,他白皙的脸上挂起了浓黑的小胡子。他的孩子不解地问:“爸爸,您怎么不刮胡子了?”梅兰芳幽默地答道:“我留了小胡子,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?”

 

1942年夏天,梅兰芳在朋友们的帮助下,取道广州飞回了上海,重又住进了马斯南路的旧居。回到上海后,梅兰芳还是蓄着胡须,闭门杜客。可是,来自日伪的压迫还是没有间断过。这一年的秋天,汪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访,他邀梅兰芳作为团长率剧团赴南京、长春和东京轮回演出,以庆祝“大东亚战争胜利”一周年。梅先生指着自己的胡须说:“我早已退出舞台了!”褚民谊阴险地笑道:“小胡子可以剃掉么,退出了可以回舞台么!”梅兰芳针锋相对地说:“我听说褚先生喜欢玩票,大花脸唱得挺好,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,不是比我强得多吗?”褚民谊自讨了没趣,只得悻悻地离去。

 

没多久,又由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出面进行胁迫,他委派北平《三六九》画报社社长朱复昌去说项,说梅如不肯登台,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。梅兰芳的表弟秦叔忍和姚玉芙想出办法,给梅兰芳注射三次伤寒预防针,因为梅先生有过敏,打预防针立刻会发高烧,果然烧到42度,这一苦肉计终于又一次抵御了日伪的胁迫。

 

梅兰芳几年不演戏,经济没了来源,而沪港两地开销又大,历年来的一些积蓄已经用得荡然无存了。他只得靠卖画,靠典质、变卖古董古物度日。梅兰芳在抗战八年中,息影舞台,蓄须明志,得到了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许,戏剧家田汉曾赋诗吟咏,云:“八载留须罢歌舞,坚贞儿辈出伶宫。轻裘典去休相虑,傲骨从来耐岁寒”。

 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,梅兰芳高兴得热泪流淌,当下他就把胡须剃得个干干净净,并开始练功、吊嗓、看剧本。两个月后,梅兰芳参加了抗战胜利的庆祝会,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演出了《刺虎》。阔别舞台八年之久的梅兰芳重登舞台,使观众们欣喜若狂。

 

《明末遗恨》剧中,崇祯皇帝以悲凉深沉的语调对其子女说:“世上什么最苦?亡国最苦!世上什么最惨?亡国最惨!”“要知道,亡了国的人,就没有自由了!”一字一句催人泪下,观众无不扼腕动容。

 

更有江南伶杰在

 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当时周信芳的戏班正在天津演出。周信芳想方设法,冒险南归。周信芳回到上海时,正赶上“八·一三”上海淞沪抗战,轮船刚刚靠拢上海码头,只见敌机在黄浦江上空呼啸狂吼。这时戏班的行李已经卸完,本来可以早早离去,但周信芳无意避开,他站在船头上,两手叉在腰间,怒视着这一批批掠空而过的鹰隼,眼睛喷射出愤怒的火焰。

 

周信芳一抵达上海,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。当时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,由中共地下文委成员之一的田汉和欧阳予倩任负责人。周信芳被推选为歌剧部主任,随即开展了繁忙的救亡宣传活动,周信芳冒着敌人的炮火,亲临近郊前沿阵地及后方伤兵医院进行慰问宣传演出,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,到电台义播劝募,并播唱全部《明末遗恨》,在租界,到处可以听到周信芳苍劲有力的念白:“我君臣虽死,也要死个悲壮慷慨!”

 

周信芳恢复了原来组织的移风社,于1937年10月28日开始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,至1941年历时四年。其间,演出最多的是《明末遗恨》和《徽钦二帝》这两出戏。

 

周信芳从“九·一八”以后就多次演出过《明末遗恨》,可是现在祖国大片土地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,再演此剧,其效果就更加强烈。第六场闯王兵犯山西,危及京城。但是那些达官贵胄们依旧花天酒地,醉生梦死。兵士们却因长官克扣军饷,而分文不得。这里写的是明末的历史状况,其实分明影射当时抗战初期社会的现状。周信芳饰演崇祯皇帝,当念到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时,总能引起台下强烈的反响。在“杀宫”一场,崇祯皇帝以悲凉深沉的语调对其子女说:“世上什么最苦?亡国最苦!世上什么最惨?亡国最惨!”“要知道,亡了国的人,就没有自由了!”一字一句催人泪下,全场观众无不为之扼腕动容。

 

1938年,周信芳又请著名电影导演朱石麟编写了《徽钦二帝》,9月在卡尔登大戏院首演。这出戏主要突出了亡国之痛。当观众看到徽、钦二帝被金兵俘虏一路押送时,联系到日寇铁蹄践踏祖国河山的现实,无不激动得洒下热泪。当戏中投降敌人的张邦昌被众人痛骂,还挨了一顿老拳,观众个个拍手称快。

 

《明末遗恨》与《徽钦二帝》的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,即使有台风暴雨,交通受阻,卡尔登大戏院也照常满座。有时发大水,剧场进了水,也照样演出,从剧场门口搭上木板,直通场内。人们称这两出戏是投向敌人的两颗艺术炸弹。也正因为如此,敌伪对周信芳加紧了迫害。《徽钦二帝》只演了二十一天,就被勒令停演了。对此,周信芳极为气愤。他又夜以继日编写歌颂民族英雄的新戏《文天祥》,但仍然遭到禁演。周信芳不顾敌人恐吓,在卡尔登大戏院的舞台两侧挂出了新戏预告,一边是“文天祥”,一边是“史可法”,斗大的字,就像一副惊世醒目的对联,使观众一进戏院就看见两位民族英雄的名字,从而得到感染,自然有所联想。这副对联一直挂到移风社被迫解散为止。

 

在民族危亡、人民生灵涂炭的时刻,梅兰芳蓄须明志,程砚秋归耕南园,周信芳演剧救亡,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。抗战胜利后,田汉写了一首诗送给周信芳,诗云:“烽烟九载未相忘,重遇龟年喜欲狂。烈帝杀宫尝慷慨,徽宗去国倍苍凉。留须谢客称梅大,洗黛归农美玉霜;更有江南伶杰在,歌台深处筑心防。”

 

杨华生与家人一别就是八年,他的胞妹、滑稽演员绿杨说,杨华生去参加抗日宣传,音讯全无,家里人当他已不在人世,每年逢他生日,总要把一碗排骨面放在桌上,以寄托对他的思念。

 

鼓板丝弦救亡曲

 

抗日战争时期,上海的一些曲艺艺人也纷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,他们有的编演以抗击日本侵略为题材的作品,或者参加救亡演剧队的宣传活动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后,上海独脚戏艺人江笑笑、刘春山等编演了《一·二八小鼓调》《抗敌英雄马占山将军》《抵制日货打倒奸商》《闸北掼炸弹》《哭东北》等大量的段子。江笑笑、鲍乐乐的《一·二八小鼓调》怒斥了日寇的侵略行径,作品还以滑稽的手法描写19路军与日寇战斗的情景:“东洋兵一船一船运到上海来,结果是一箱一箱尸体运回转东洋”。共产党人瞿秋白运用“卖梨膏糖”曲调编写了《东洋人出征》等沪语唱词,发表在上海《文学导报》上。唱词中写道:“工会也要自家人,罢工起来打倒日本人。现在预备枪炮要赶紧,赶快联络士兵弟兄们”。

 

“七七事变”后,曲艺艺人编写了更多抗日救亡内容的段子。上海的评弹艺人黄兆麟主持了上海游艺界救亡协会,积极组织曲艺艺人进行抗日宣传。艺人小热昏编演了《七七事变》等写时事新闻的说唱。徐青山编演了《抗战八·一三》,他一副三翘板,用长短不一的唱词叙述“八·一三”上海军民奋勇抗击日寇侵略行为的战斗情景,爱国将领张治中带领军队与日军激烈战斗。在保卫上海战斗中,我军挖壕沟,上面搁了铺板,用烂泥盖好,引日军上钩,把日军杀得狼奔鼠窜。

 

“七七事变”前,上海滑稽艺人张樵侬、杨华生正在杭州大世界演出。他们的一个常演节目是滑稽京戏《沈阳城》,这是杨华生根据陆希希的《老枪南阳关》改编的,写日寇侵略中国东北,中国人民与日寇斗争的故事。这个段子以杨华生为主,他在唱到“叹同胞,不由人,珠泪双抛”时,在“抛”字上耍了一个长腔,像拉警报似地拖了一个很长的音,引起台下共鸣。节目里还穿插了一段中国老百姓与日本兵开打的场面,打败日本兵后,还舞了一段铜棍。这个节目很受欢迎。

 

不久,“八·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,杭州大世界停止了营业,成了难民收容所。杨华生、张樵侬等随之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。他们参加了杭州抗日后援会宣传队,在杭州、萧山、塘栖、新昌等地巡回演出,宣传抗日。1938年由张樵侬的朋友徐笑林介绍,张樵侬、杨华生参加了隶属于总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敌演剧第五队,到内地进行宣传演出。1941年杨华生、张樵侬在上饶集中营演唱了抗日段子《拾炸弹》。这个段子是太原失守后,杨华生根据京剧《拾黄金》的套路改编的。这个段子观众非常欢迎,反响强烈。他们辗转在内地五省表演,节目还有《南京城》、《西洋镜》、《歌八百壮士》、《出征别妻》等等。

 

1942年,杨华生、张樵侬等又组织了战音杂剧团,在浙江一带一边流浪,一边坚持宣传抗日,直至抗战胜利。杨华生与家人一别就是八年,他的胞妹、滑稽演员绿杨说,杨华生去参加抗日宣传,音讯全无,家里人当他已不在人世,每年逢他生日,总要把一碗排骨面放在桌上,以寄托对他的思念。

 

(本文摘自12月9日解放日报。 编辑邮箱 shguancha@sina.com)

来源地址:【文史】歌台深处热血沸



图片

Contact 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