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怎么处理学运?

 

嵇康因学运而死

 

曹魏景元三年(262),以嵇康为首的玄学阵营摊上了大事,山东东平人吕巽迷奸了弟弟吕安的美貌妻子徐氏。由于吕安不依不饶,导致徐氏羞惭自尽。在嵇康以“家丑不外扬”为据的斡旋下,吕氏兄弟最终握手言和。

 

谁也没有料到,吕巽得了便宜还卖乖,反诬弟弟“挝母”。这在举孝廉时代,是了不得的恶行。当时的权臣司马昭很生气,但看在吕安老爹——原冀州牧吕昭的份上,将熊孩子流放了事。

 

如果就此画上句号,也没什么,谁知嵇康又写了一封公开信——《与吕长悌绝交书》,其中有这么几句:“足下阴自阻疑,密表击都,先首服诬都,此为都故,信吾,又无言。何意足下苞藏祸心邪?都之含忍足下,实由吾言。今都获罪,吾为负之。吾之负都,由足下之负吾也。怅然失图,复何言哉!若此,无心复与足下交矣。”吕长悌,即吕巽,信中的“都”,指吕安。

 

不待见一个人,今后不谋面也就是了,嵇康偏要宣之于口、行之于文,公开指责举报人“阴自阻疑”,无异于打了司马昭的脸。再加上曾被嵇康羞辱过的钟会不失时机递上谗言,说这些人“言论放荡,非毁典谟”。这次,司马昭真的生气了,嵇康被请进了看守所,连带吕安一起斩立决。

 

嵇康到底是名人,放在今天,就是妥妥的大V,粉丝少不了。听说他脑袋不保,太学生们纠结三千人走上街头,要求朝廷赦免嵇康死罪,还吵吵说,他若不做我们的老师,谁还有资格呢?但没有丝毫效果,司马昭根本不理会学生们的诉求,照样举起了屠刀。

 

这是何故?司马昭独断专行不假,然说他无视诸生言论、借机收言论之网,恐也未必。问题或出在学生的诉求上。

 

司马氏与曹氏宗室关系微妙,当司马昭执政之际,持不合作态度的读书人多了去了,竹林七贤秉承的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、“审贵贱而通物情”等治学主张,说白了就是要求宽刑缓政,争取更大的言论空间,司马昭焉能不知?但他除了笼络,似并未采取过血腥的强制措施。说他沽名钓誉、附庸风雅、耍政治手腕都成,谁让他是政治家呢,失掉舆论支持可不是儿戏。

 

如果学生的诉求,集中在赦免嵇康死罪上,那没准有回旋余地,比如不杀头,处以其他的刑罚,双方都有台阶。但学生们显然欠考虑,在保命尚且未知的情况下,进一步要求让嵇康当太学教授,等于把司马昭逼进了死胡同:此人已然是个异己分子,号召力又如此巨大,再让他进入太学这个言论高地,那还了得?!

 

史迹昭然,司马昭不会不知道数十年前太学生郭泰等人抨击宦官集团,“诸生三万余人”群体响应的那一幕。党锢之祸一旦铸成,朝野动荡、政局失控,怕还是次要的,历史污点可就背定了,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

 

至此,嵇康非死不可,“一曲《广陵》究可哀”。

 

成败取决于诉求

 

古代中国曾出现过多次太学生伏阙上书的例子,仔细推敲发现,目的论里的“功能决定形式”这一概念被诠释得淋漓尽致,成败多取决于诉求。

 

以学运发端的那一次为例。汉哀帝当政时,司隶校尉鲍宣秉公执法得罪了宰相孔光,被御史以“大不敬、不道”之罪奏判死罪。《汉书》里写到,有个叫王咸的博士生为此专门制作了横幅,上书“欲救鲍司隶者,会此下”,诉求简单鲜明。

 

果然,竖起大旗就有人响应,瞬间聚集千余太学生游行示威。他们兵分两路,一路包围了上班途中的孔丞相;一路直接去皇宫,要求跟汉哀帝对话。

 

太学生们成功了,汉哀帝被迫同意免去鲍宣死罪,改罚髡钳刑(把头发胡须剃了),流放上党长子。可见诉求越简单明了越有利于坚持、越有利于对话与实现目的。试想一下,若学生提出“救鲍司隶,罢孔丞相”,汉哀帝只怕不会答应。

 

宋代有个著名的学潮领袖陈东,也在诉求上吃过大亏。

 

钦宗皇帝在位共计才14个月,陈东就组织过五次学潮,前四次成功剪除了蔡京、童贯等“六贼”,第五次闹得最凶,为了让李纲复职抗金,他组织了数百名太学生到皇宫圣殿宣德门外请愿,此举吸引了数万军民参加(一说数十万),导致首都行政基本瘫痪,还发生了打砸抢事件,如“京师浮浪不逞之徒,乘民杀伤内侍攘中,劫掠内侍十余家,取其金帛”。

 

但宋钦宗对陈东始终没起杀心,也是得益于诉求的确当。如前四次“诛六贼”,暗合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潜规则,有利于刚刚即位的宋钦宗确立威信、凝聚人心、加强统治。第五次的诉求虽然长篇大论,但归纳起来也就一句话:罢黜主和派,启用主战派。饶是事后朝廷定性为“暴乱”,也只是“诏诛士民杀内侍为首者,禁伏阙上书”,抓了一批学生,旋即释放。

 

南宋建炎元年(1127),高宗赵构在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即位,一度任命李纲为相,藉以招徕人望,然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即遭罢免。于是,陈东第六次上疏,要求罢黜投降派宰执黄潜善与汪伯彦,再相李纲。蹊跷的是,此次参加的人数极少,仅有布衣士子欧阳澈响应。这么一个小小的政潮,宋高宗居然开了杀戒,将二人斩于东市,不免令人狐疑。

 

宋代有“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”的祖训,陈东之死,我们有理由做出如下推测:此次的诉求存在问题,过于偏执不合时宜。

 

李纲诚然有威望,但并未有效扭转当时危局,苦苦支撑,亦无非让宋廷再苟延残喘一些时日罢了。宋高宗屁股还没坐热,不想让刚刚成立的小朝廷变成短命鬼,能够议和,可保皇位,不能议和,那就南下再南下,这种心思显然与李纲的就地组织抗金、重整朝纲的主张南辕北辙。

 

对此,许多官员都心知肚明,如御史中丞颜岐:“李纲为金人所恶,不宜为相。”右谏议大夫范宗尹:“李纲名浮于实,有震主之威,不可以相。”另外,靖康元年的“暴乱”刚过去不久,是个皇帝都会担心再次激起伏阙式民变,小朝廷已禁不起折腾。

 

有趣的是,绍兴四年(1134),高宗下诏给陈东、欧阳澈二人平反,其中的几句话倒是可以作为陈东诉求问题的注解,翻译成白话大致是:“古有良臣与忠臣之别,你陈东,你欧阳澈,怕是要做忠臣吧,你们倒做了忠臣,让朕背了杀士的骂名。”

 

诚然,陈东等人出发点是好的,忠君爱国也没有错,但能否考虑一下时势与皇帝的处境呢?不过,高宗也没忘记推卸责任,黄潜善死了,汪伯彦还活着,于是他下诏责罚,把责任全推给了汪伯彦。

 

必须指出的是,陈东诉求失误,不唯祸及自身,亦给予南宋朝廷血腥镇压太学生运动的口实。这个口子一撕开,此后权贵们再无所忌惮,对上书言事的太学生,或“捕置之狱”,或“押送贬所”,或直接动刀子,如史弥远曾以“叛逆罪”处决武学生华岳、太学生潘壬、潘丙等人。

 

难怪有学者断言,“君主政体在宋高宗朝开始转入独裁模式,即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,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官僚与知识分子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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